2025年5月12日，库尔德工人党（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简称PKK）宣布解散，结束了长达四十余年针对土耳其政府的武装斗争。这是在被监禁的库工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呼吁解散该组织不久后发生的。2025年7月11日，库工党武装人员参与了一场象征解除武装的仪式。这个决定对库尔德人解放运动以及中东地区整体局势意味着什么？

在下文的分析中，一位库尔德女权主义革命者基于超过十年的政治和研究参与，探讨了这些问题。作者Soma.r出生于伊朗，目前生活在库尔德人流散社区，与运动中的女性参与者们保持密切联系，并持续积极参与该运动。《同时》经原作者授权发布本文的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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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5年7月11日，一群库工党武装战士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贾斯纳洞穴（Jasna Cave）举行了象征性的缴械仪式。该地点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政治意义：1923年，它曾作为英国殖民军队进攻时的避难所和指挥中心。同年，贾斯纳洞穴成为第一份库尔德革命报纸《Bangî Haq》（”为真理呼唤”）的秘密印刷地，该报由记者阿赫迈德·赫瓦贾（Ahmad Khwaja）创办。这一行为将反殖斗争、政治斗争和地下新闻出版紧密结合在一起。

一个世纪后，发生在这里的解除武装仪式并非投降——而是一个政治宣言穿越时空的回响。它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以记忆为策略召唤历史。战士们通过选择贾斯纳洞穴提醒我们：革命虽会变换形态，但它仍有很深的根基。昔日的帝国试图将其沉默，如今的库尔德人正传播着真相。今天在武器被放下的地方，新的斗争或许将崛起——根植于同一片土地，却由新的想象力塑造。

这一行为在近期事件的背景下更具深远意义。就在两天前，传奇的库工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在一段视频信息中重新现身——这是他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呼吁结束武装斗争，并敦促向从根本上转向民主政治。这一时刻不仅值得纪念，更需要解读：一个曾与武装抵抗画上等号的游击运动，是如何通过象征性的仪式实现政治转型的？

要理解库工党的自我解散，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涵盖了数千万民众。自1999年奥贾兰被捕以来，土耳其的库尔德运动已超越其游击战起源，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项目，扎根于多元的城市与农村、世俗与宗教、库尔德人与非库尔德人等群体——尽管无产阶级仍处于核心地位。该组织目前通过一种混合结构运作，将坎迪尔（Qandil）地区的武装分支与广泛的民间网络相结合，后者包括工会、市政机构、合法政党、妇女组织、媒体以及跨国团结平台。其政治实践同时具有地域性和跨国性、合法性和秘密性、军事化和深刻的社会性。最具变革性的转变之一是库尔德妇女解放运动（KWLM）的崛起，该运动将性别解放重新定位为象征性和战略性的核心。在奥贾兰的信件中，罗贾瓦项目和库尔德妇女解放运动作用的不断扩大被一致视为库工党如今最重要的成就。

库工党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宣布解散，库尔德政治格局迎来重大转折。这一决定源于2024年10月启动的一系列对话，对话参与方包括阿卜杜拉·奥贾兰（通过其侄子以及人民平等与民主党代表团），以及土耳其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行动党（Milliyetçi Hareket Partisi，缩写为MHP）领导人德维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奥贾兰强调，有必要将库尔德问题从武装斗争转向民主政治，并表示如果条件允许，他有能力领导这一转变。

作为回应，库工党开始内部磋商，并表示愿意在奥贾兰的指导下召开代表大会。2025年2月27日，奥贾兰发表了一份正式的”呼吁和平与建设民主社会的声明”，敦促库工党结束武装活动，并承担实现和平解决的责任。作为回应，库工党于3月1日宣布单方面停火。随后，该组织召开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解散库工党并结束武装斗争的决定，该决定由库工党和库尔德斯坦自由女性党（Party of Free Women in Kurdistan，缩写为PAJK）的领导层共同通过。¹

奥贾兰的战略构想在2025年5月（第521期）的《独立》（Serxwebûn）杂志中得到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是库工党的官方月刊。作为最后一期的杂志，刊登了奥贾兰提交给大会的完整20页文件，以及一封致代表们的四点信函，概述了库尔德人运动向和平与民主阶段过渡的政治框架。该杂志在宣布其连续44年历史的终结时宣称：”迎接新的、更强大的开端，一切已经准备好了。”

在4月27日的信中，阿卜杜拉·奥贾兰勾勒出一个以民主的民族身份、生态与公社经济、以及作为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译者注：指历史上的苏联模式）替代方案的民主现代性为核心的”后库工党时代转型愿景。他提出将”民主社会”作为新时代的政治纲领——其目标并非夺取国家权力，而是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自治结构，如公社等。在此框架下，民主社会主义、公社主义（communalism）和区域邦联主义（regional confederalism）等概念成为库尔德人解放运动及更广泛地区转型的重要核心。奥贾兰将此称为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形式，并呼吁所有行动者承担起将其付诸实践的责任，并指出在库尔德地区取得成功可能对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产生连锁反应。² 这一期杂志刊载的文本——包括演讲、决议和代表大会文件——反映了对运动战略视野的重构。

奥贾兰最近呼吁解散库工党并非在过去没有先例，因为库工党长期以来一直在武装斗争与谈判之间摇摆。然而，这一时刻标志着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转变：自2004年以来，该运动围绕”民主邦联主义”，通过库尔德斯坦民主社区联盟（Kurdistan Democratic Communities Union，简称KCK）——一个包含库工党但在当前解散计划中明显缺席的伞形框架，重新构建自身。

“解散”的含义仍高度模糊。这是否意味着库工党的终结？这是单纯将运动更名，还是在更长政治适应轨迹中的一次战术调整？更关键的是，拆解一个在历史上始终模糊了武装抵抗与草根动员界限的结构，对该地区反国家与反殖民的斗争意味着什么？

即使在库工党内部，解读也存在分歧。库尔德斯坦民主社区联盟的对外关系发言人扎格罗斯·希瓦（Zagros Hiwa）在斯特克电视台（Sterk TV）表示，这些决议呼吁的是结束武装冲突——而非解除武装——并质疑其可行性，因为土耳其士兵与游击队员仅相距100米。其他人持不同意见。库工党伊朗库尔德斯坦分支的阿米尔·卡里米（Amir Karimi）坚称：”那些战斗最激烈、承受最多的人，才拥有对和平发言的最大权利。”与此同时，土耳其议会议长努曼·库尔图尔穆什（Numan Kurtulmuş）则将这一进程界定为抵制帝国主义分裂国家努力的一部分：

“伊拉克和叙利亚已支离破碎，黎巴嫩已陷入无法治理的状态。利比亚、苏丹和索马里已被分裂。这些国家已沦为由部落、民族和宗教分裂所煽动的战场，其中一些国家甚至被恐怖组织瓦解。我们要么像’黄牛’一样被动等待坐视自己被撕裂，不然就得将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其他所有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击败这一帝国主义议程。我们选择了后者，并致力于共同前进。”

不出所料，这一呼吁在库尔德活动家中引发了分裂、不确定性以及各种不同的反应。在此，我们将通过分析库工党在和平进程中的历史演变，来剖析这些问题，并探讨其解散对当代反国家、反资本主义和去殖民化运动的更广泛影响。

我们将首先简要概述库尔德运动中革命暴力是如何通过武装斗争产生，以及这一进程如何与一系列失败的和平倡议交织在一起，这些倡议常常重演新的战争循环。随后，我们将转向核心问题：为什么库工党选择单方面解除武装？我们将从地区、国家及全球层面的政治动态变化角度，分析其决策背后的逻辑。最后，我们将反思这一举措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不确定性及战略考量，并以性别视角为切入点，突出库尔德妇女解放运动在塑造这一进程的局限性与可能性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库尔德人遭受的国家暴力与作为没有国家的民族的困境

正如库工党于2025年5月12日的声明提到的：

库工党诞生于一场反抗《洛桑条约》³ 和1924年土耳其宪法所确立的对库尔德人民否认政策的解放运动。

从一个（奥斯曼）帝国内部被承认的”民族”（nation），库尔德人变成了在压迫、同化和抹杀他们的国家中的”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尽管库尔德人数量近4000万——占土耳其人口的20%——他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没有国家的民族，被排除在政治和文化承认之外。

国家镇压常采取种族灭绝形式：伊拉克的”安法尔战役”（1987–1988年）屠杀了18万库尔德人⁴；叙利亚20世纪60年代的”去民族化”政策使数万人沦为无国籍者； 伊朗将对库尔德地区发动的军事攻击定性为”圣战”⁵；土耳其长期禁止使用”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等词汇，并将库尔德人称为”山地土耳其人”。仅库工党与土耳其军队的冲突就已造成超过4万人死亡，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更广泛的库尔德冲突已导致超过25万人丧生。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和否认库尔德人身份的基础上，这两者都旨在推行一个同质化的民族主义工程。库工党于20世纪70年代的成立，正是对这一排他性政权的直接回应。其反对不仅限于军事层面，更涵盖文化与政治领域，这在莱拉·扎纳（Leyla Zana）1991年以库尔德语宣读的议会誓言中得到象征性体现——”我以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兄弟情谊之名宣誓”——为此她被监禁十年。

如今，土耳其帝国主义将其内部殖民主义与在其在中东地区的新帝国主义扩张相结合。自2016年以来，安卡拉在叙利亚北部（阿夫林、阿勒颇、阿扎兹、贾拉布卢斯、伊德利卜）部署了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作为代理人，例如”叙利亚国民军”（Syrian National Army，SNA）。这些民兵组织使土耳其得以将战争外包，同时推进其新奥斯曼主义议程，包括强制阿拉伯化、伊斯兰化和改变人口结构的工程。每月高达$2500的薪资承诺吸引着仅靠数十美元维生的年轻人，将战争转化为一种不稳定的就业的形式。

自2015年以来，土耳其先后发动了”幼发拉底河盾牌行动”、”橄榄枝行动”、”和平之泉行动”等军事行动，占领库尔德人聚居区，迫使民众流离失所，并纵容抢劫、大规模暴力行为及族群政治的重组工程。对伊拉克坎迪尔和辛贾尔地区的空袭愈演愈烈，而国际社会反应寥寥。这种战争模式——私有化、不稳定且跨国界——已蔓延至利比亚（2019–2020年）、阿塞拜疆（2020年）、也门、尼日尔和巴基斯坦。与土耳其情报机构关联的准军事网络，如苏丹穆拉德旅，在阿夫林附近的辛纳拉等库尔德村庄运作。

土耳其的影响力也延伸至境外：在欧洲，库尔德活动人士遭到监视、引渡或杀害。对关键女性主义者如萨金·坎斯兹（Sakine Cansız）（巴黎）、赫维林·赫莱夫（Hevrîn Xelef）（叙利亚）和纳吉汉·阿卡塞尔（Nagihan Akarsel）（伊拉克）的暗杀，反映出一种针对革命领导层的性别化策略，旨在扼杀跨国女权主义的表达。土耳其帝国主义融合了伊斯兰主义民兵、跨国战争经济和碎片化主权，产生了一种不受监管的暴力，其中市场逻辑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这种域外暴力并非国家权力的孤立延伸，而是更广泛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机制。这种武力投射并非单纯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是更广泛的”新奥斯曼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项目的一部分，旨在重新确立土耳其在其前帝国领土上的影响力。这一愿景的核心是将库尔德斯坦的地理和资源整合进全球贸易的新架构——尤其是通过下文将讨论的中部走廊。

然而，这种暴力也催生了同样具有跨国性质的抵抗运动。库工党将库尔德问题政治化，将一个无国家的民族群体转变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主体。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由女性领导，其项目仍是当代少数几个以社会正义、多元主义和对权力进行激进批判为核心的革命愿景之一。面对以从上至下垂直领导、军事化和男性中心主义范式为主导的国家主义、阵营主义或民族主义左翼思潮，库尔德运动——尤其是其女性主义维度——将政治话语从以国家为中心的范式转向了具身化、地方化且充满团结精神的形态，其口号 “Jin, Jiyan, Azadî”（”女性、生命、自由”），在数十年的基层斗争中锻造而成，于2022年伊朗起义期间成为全球性的呼声。

但是，这种抵抗得以实现是依赖于武装斗争。这引出了核心问题：随着库工党宣布解散，库尔德革命前景将何去何从？

和平作为战争的伪装：库尔德运动经历的反复背叛

库尔德斯坦和平进程的屡次崩溃，并非源于库尔德人缺乏信誉，而是因为地区国家顽固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权利。在伊朗，1989年维也纳谈判以库尔德领导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加塞姆卢（Abdul Rahman Ghassemlou）及其同事被暗杀告终——这一行径在1992年其继任者萨德格·沙拉夫坎迪（Sadegh Sharafkandi）在柏林遇害时被复制。在伊拉克，巴格达方面违反1970年的自治协议，导致了种族灭绝性质的安法尔战役。

土耳其也遵循了类似轨迹。尽管库尔德运动始终寻求对话，但土耳其国家政策在短暂的和平姿态与系统性镇压之间反复摇摆。奥扎尔总统上世纪90年代初的倡议随其去世而终结，随后十年间的国家暴力愈演愈烈，包括酷刑、强制迁移和文化抹杀。1999年阿卜杜拉·奥贾兰被捕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他呼吁停火并解散库工党。然而，国家的惩罚性回应进一步加深了库尔德人的不信任。

尽管面临镇压，库尔德运动还是实现了转型。到2004年，拒绝民族主义，主张基层多元主义的民主邦联主义理念浮出水面。武装抵抗与法律政治策略并行，最终在人民民主党（Halkların Demokratik Partisi，HDP）的选举胜利中达到高潮。但和平努力，包括奥斯陆谈判（2008–2011）和伊姆拉利进程（2013–2015），均被国家破坏。首先，2009年谈判内容泄露引发了民族主义回潮；2015年，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因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进展，尤其是人民保护部队（YPG）和妇女保护部队（YPJ）在科巴尼的胜利，终止了多尔玛巴赫切备忘录（Dolmabahçe Memorandum）⁶。和平进程的崩溃引发了一场残酷镇压，导致超过35万人流离失所，约1700人丧生，同时使土耳其成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到2016年8月，埃尔多安否认曾进行过任何谈判。从这一角度看，土耳其政府对和平谈判的姿态往往表明其更倾向于军事行动，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政变。

对于许多库尔德人而言，武装斗争已成为对抗他们所视为的殖民统治的生存必须，而这种非对称冲突正是这种统治的直接结果，有人将其描述为”反和平战争”。受弗朗茨·法农启发，库工党将暴力视为战略性自卫。尽管内部批评质疑城市战争和长期武装斗争，但该党广泛的库尔德支持仍持续存在，其根源在于历史创伤和政治途径的失败。国家持续将库尔德身份定性为威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僵局。

到2025年，任何解决问题的前景都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遥不可及。但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正如库尔德学者阿德南·切利克（Adnan Çelik）及其他运动内部的声音所强调的那样，奥贾兰在库工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尽管出人意料，但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与2015年呼吁”民主开放”的立场不同，2025年的声明剥离了此前诉求中的意识形态丰富性，省略了对民族国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内部殖民主义和父权制的批判。尽管最初的声明将库工党描绘成一个缺乏战略或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冷战遗物——呼吁其在不做出政治让步或承认库尔德历史诉求的情况下解除武装——但4月27日的信件部分修正了这一立场，对该地区的不同政权对库尔德人的镇压历史以及库工党的抵抗遗产给予了显著关注。

据切利克称，奥贾兰的立场转变被广泛视为单方面投降，在运动内部引发震惊——许多人将其解读为对过去牺牲的隐性侮辱与抹杀。然而，这一转变并未引发崩溃，反而催生了即时的组织反应——如提议召开解散大会——以及一场激烈的解释努力，旨在保存其关键的遗产。这一时刻标志着重大战略重组，将焦点从追求社会政治项目转向在变幻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管理激进斗争的遗产、记忆与政治韧性。

如今，库尔德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只要土耳其国家在虚假的和平提议与残酷镇压之间反复摇摆，和解便无从谈起。随着国家继续抱守民族主义范式，库尔德运动仍在不断适应——在起义与想象、记忆与韧性之间寻求出路。

这种国家的否认与库尔德人韧性之间的张力在埃尔多安于7月12日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中得以凸显。他在演讲中正式承认，土耳其国家曾对库尔德人实施大规模屠杀，剥夺其权利，并在迪亚巴克尔监狱等地的暴力行为中挑起冲突。他承认发生过烧毁村庄、将身份不明者定为罪犯、禁止库尔德语，并剥夺母亲与子女使用库尔德语交流的权利的事件。这篇在库工党象征性解除武装后发表的演讲，坚持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团结，标志着从武装反抗转向和解，成为了土耳其国家精心策划的表演。通过控制对过去的暴力和未来秩序的叙述，土耳其国家重新确立了其主权权力，将自己定位为记忆、真相和历史合法性的唯一仲裁者。尽管被包装为”终结”的时刻，这一举措实际上巩固了国家权威。库尔德武装斗争的瓦解并未带来真正的政治转型，而是以象征性遏制的方式被处理。表面上的和平实则是统治的重新包装，为在”和解”幌子下实施新的控制形式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要解散？

在2025年4月25日的一封信中，阿卜杜拉·奥贾兰阐述了提议解散库工党的理由，将其定位为一种有意识的范式转变，而非失败。他强调，这一过程远非土耳其国家所要求的立即解除武装，而是需要深入的意识形态批判、自我反思以及长时间的辩论，以重塑个性和思维方式。库工党成立的初衷是提升库尔德民族意识并揭露系统性压迫，如今该组织正面临一个新阶段：通向自由的下一步必须建立在民主机构、文化复兴与公社主义⁷的基础上——而这些转变正是作为武装的、有等级架构的组织库工党可能已无法继续承载的。正是在这一发展轨迹中，解散必须被理解为：对20世纪民族国家模式及其军事主义的理论性决裂，这种模式以系统性暴力为特征，如今已”失去其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奥贾兰提出的民主邦联主义愿景，以地方自治、性别平等和生态经济为基础，标志着与过去的国家主义、军事化模式的决裂，并朝着”后国家”的社会项目迈进。

然而，这种思想演变既非一蹴而就，也非毫无争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库工党经历了重大内部转型，面临社会主义崩溃以及国家主义范式中固有的威权倾向。该运动的生存依赖于适应性和批判性介入，最终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将解散视为一种激进的重新定位而非投降。该信函强调，过去二十年未能将民主、生态和女性主义原则充分融入组织结构，是导致这一决定性变革时刻到来的关键因素。

从战略角度看，库尔德政治力量在土耳其及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尤其通过女性解放倡议和库尔德四个地区在政治上的进展。这一进展挑战了土耳其此前将库工党单纯视为恐怖组织的叙事框架。总统顾问梅赫梅特·乌楚姆（Mehmet Uçum）近期声明”库尔德人是土耳其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标志着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重新校准。

在这种情况下，库工党的解散可以被视为一种战术举措，旨在清除国际社会承认库尔德人地位的障碍，尤其是对罗贾瓦地区库尔德自治结构的承认。长期以来，”恐怖组织”的标签被用来为土耳其对罗贾瓦的军事干预提供借口。解除武装旨在保护罗贾瓦作为一个自治政治项目的生存，确保其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有报道称，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库尔德民主党长期领导人马苏德·巴扎尼（Masoud Barzani ）的会晤可能即将举行——这一发展首先强化了关于一个新兴库尔德地区联盟正在形成的假设，该联盟旨在加强罗贾瓦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的稳定性。

尽管库尔德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ISIS）中发挥的作用为其赢得了外交成果，但国际社会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始终缺乏一贯性。奥贾兰呼吁自愿解散可能是一种预防性策略，旨在避免在军事孤立加剧的情况下遭受彻底失败。自2015年和平进程破裂以来，土耳其加大军事压力——包括跨境军事行动、无人机作战和监控——已将库工党的活动范围主要限制在坎迪尔地区，削弱了其在土耳其境内的作战能力。就连最近举行的第十二次库尔德工人党代表大会，也因安全问题和土耳其的军事压力，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推迟了12年。库工党在5月4日发表的一封致运动中的群众和活动家的信中提到了这一问题：

回顾过去二十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尽管新范式旨在促进与社会的深度融合，但实际上，正是干部成员与这一范式脱节最为严重——即便整个运动整体上正朝着合法化方向发展。虽然目标是培养更强大的组织结构并推广社区化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但实际结果却是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抬头。显然，我们在与群众的互动中未能提供充分的教育，也未能促进真正民主社会的组织建设。在军事领域，我们未能制定或实施有效的社会自卫训练与组织体系。我们在山区仍停留在与社会脱节、完全被包围的游击队阶段。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伤亡增加，还削弱了武装斗争的政治和宣传影响力。逐渐地，我们的有效作战能力被限制在非常狭小的地理区域内。

技术进步，尤其是算法战争和实时监控，加剧了这种孤立状态，因为北约国家优先发展与安卡拉的关系。与此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面临该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威胁，而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影响力在当地默许下不断扩大。这些条件促使库工党的政治中心从武装斗争转向在库尔德地区寻求民事和制度上的合法性。该组织的解散标志着象征性解除武装和战略性转移，将库尔德斗争转向政治和跨国舞台，其中对人民力量的定义超越了军事对抗的范式。

库工党招募人数的下降以及未能将反”伊斯兰国”联盟转化为持久国际支持，凸显了这一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奥贾兰的提议被支持者视为对地缘政治和军事现实的清醒适应，而非投降，其中包括在坎迪尔和罗贾瓦地区实现临时停火的可能性。

根据许多库尔德分析人士的观点，奥贾兰的立场反映了他对以色列的坚定反对，以及他不愿看到库尔德运动因战略必要性而被迫与以色列建立战术或务实的联盟。他们认为，正是这种立场驱使他追求先发制人的政治解决方案，以避免此类联盟的形成。库尔德运动的其他支持者则认为，奥贾兰和库工党的决定是一项战略尝试，旨在防止库尔德斯坦成为中东的下一个加沙。他们指出，库工党在面对高度技术化的跨国和国际战争机器时面临的军事限制，加上土耳其持续的消灭库尔德斯坦和罗贾瓦的运动，迫使库尔德运动进行政治调整。他们指出，这一转变还受到全球对库尔德事业的物质和象征性支持日益衰弱的影响，这种支持远不及为巴勒斯坦人动员的广泛支持。从这一视角看，若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实施类似加沙的镇压方案，国际社会将缺乏干预的实力与意愿。鉴于抵抗的物质手段日益匮乏，且缺乏与巴勒斯坦相提并论的区域或国际动员，库尔德人势力必须采取替代策略以求生存。这一决策因此并不被视为退却，而是适应日益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经过深思熟虑的务实战术。

这一战略转向，若不承认冲突所造成的深重人道代价，是无法真正理解的。库尔德人武装分子、库工党成员，尤其是平民已精疲力尽；战争的累积代价已变得难以承受。成千上万的年轻生命逝去，整座城市被毁，家庭支离破碎，身体布满伤痕，整整一代人在监禁、流亡、不稳定与污名中成长。四十多年积累的苦难赋予”和平”一词新的内涵：不是投降，而是迫切的生命需要——在数十年的窒息后终于等到的一口呼吸。

从土耳其政府的角度来看，此次解散与埃尔多安策划的政治战略相契合，其目标是将权力延长至2028年宪法规定的任期限制之外。通过自诩为新和平进程的缔造者，埃尔多安希望争取部分库尔德选民的支持，同时瓦解反对派阵营。虽然表面上被包装为”和解”，但关于结束武装斗争的呼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操作，旨在破坏库尔德力量与进步反对派之间正在形成的联盟。2019年，库尔德选民的战术性支持——尤其是通过人民民主党（现更名为人民平等党，DEM）——对反对派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主要城市取得胜利至关重要。当局这一策略旨在孤立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CHP）内部的世俗民族主义派系，使其与愿意与库尔德运动对话的派系脱钩，同时维持国内使用的”国家安全”话语。这种选举工程基于双重算计：削弱反对派的联合动员能力，并让库尔德势力因担心破坏潜在和平而不敢公开批评政权。

在这一复杂局势下，库尔德运动所处的境地与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活动颇为相似。当时，任何与国家展开对话的举措，都矛盾地意味着承认其合法性，尽管国家仍是主要对抗对象。这种张力要求库尔德运动采取平衡立场：在不融入土耳其体制政治或疏离更广泛社会运动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和平努力。这种战略孤立的状态，同时也可能成为构建一个自主政治空间的契机，在此空间中，库尔德问题可以在不诉诸武力，但又不放弃诉求的方式下得以阐述。

与此同时，埃尔多安继续利用国安修辞，将库尔德政治人物定性为犯罪分子，并延续”内部敌人”的叙事，以巩固其保守派基础。持续镇压与和平言辞之间的对比，凸显了这一倡议的虚伪本质：这并非对解决问题的真诚承诺，而是披着对话外衣的战术性举措。

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国家整体都致力于通过库尔德斯坦的解除武装，将其资源融入当代资本主义市场。在概述2025年新进展的演讲中，埃尔多安公开阐述了推动这一倡议的资本主义目标：

一个摆脱恐怖主义的土耳其将使土耳其经济凌驾于一切之上。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土耳其商会和商品交易所联盟（Turkish Union of Chambers and Commodity Exchanges，TOBB）将成为主要受益者。从这一刻起，土耳其将进入一个新的竞争层面。

同样，土耳其财政部长梅赫梅特·希姆谢克（Mehmet Şimşek）表示，过去五十年间，土耳其在”反恐斗争”上花费了近1.8万亿美元，结束冲突将为国家带来显著经济利益。

然而，这些迫切经济需求并非仅限于国内考量。它们深深植根于土耳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野心之中。土耳其与库工党之间的所谓”2025和平进程”，与其说是迈向和解的真诚步骤，不如说是旨在削弱库尔德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地缘政治策略，以作为土耳其融入新自由主义基础设施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实现”中亚走廊”——一条连接中国与欧洲的跨欧亚贸易通道，经中亚、高加索地区和土耳其。该走廊将使土耳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流通的物流枢纽。这一走廊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一个通过陆海通道连接中国与欧洲、非洲和中东的数万亿美元项目）以及美国支持的印度-中东-欧洲走廊（IMEC，一个旨在巩固西方地缘政治和商业主导地位的竞争性基础设施项目）都至关重要。

近年来，这一愿景通过”发展之路”倡议进一步得到强化——该倡议是由伊拉克、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共同推动的170亿美元项目，旨在通过伊拉克的”大法乌港”（Grand Faw Port）连接波斯湾与欧洲，途经土耳其领土。该拟议路线直接穿过土耳其库尔德人聚居的东南部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库尔德问题在地缘政治层面的敏感性。在2023年10月7日的事件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持续实施种族灭绝的背景下，地区地缘政治格局进一步动荡，催生出新一轮战略走廊政治，其中土耳其的物流与外交核心地位愈发凸显。随着黎凡特和海湾地区传统权力平衡的崩溃，土耳其对这些基础设施路线的控制——尤其是那些绕过伊朗和叙利亚影响力的路线——对西方和非西方阵营而言都变得愈发不可或缺。

但土耳其要巩固对这些路线的控制，必须清除所有附属或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库尔德武装力量。因此，库工党的解除武装不应被视为”非军事化”，而是库尔德武装斗争在新的基础设施国安化体制下被彻底封杀。随着伊朗的”什叶派走廊”（德黑兰-大马士革-贝鲁特轴线）被瓦解、阿萨德政权被推翻，以及在美以压力下库工党与叙利亚民主力量（SDF）轴线被切断，库尔德势力已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区域权力谈判之外。在北约的默许下，土耳其通过军事行动和人口重构巩固了对库尔德地区的控制。在此背景下，”和平”成为资本主义”安抚工程”的委婉说法，政治和解被空间和军事遏制取代，以确保资本、商品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在帝国主义的资源开采和控制中畅通无阻。

埃尔多安对库工党呼吁解除武装的表态，应置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及该地区力量平衡演变的更广泛背景中理解。此举也反映了土耳其通过利用库尔德问题来对抗以色列和伊朗等竞争对手的战略考量。国内与地区政治博弈的复杂交织，促使土耳其采取这一策略。这一立场在库工党中央委员会5月4日致函中得到了明确阐述：

中东地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升级、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加沙冲突的后果、哈马斯和真主党对以色列进攻实施的重大打击，以及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崩溃——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区域性转型向伊朗和土耳其的蔓延，并在我们抵达当前阶段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土耳其国家及正义与发展党（AKP）-民族行动党（MHP）政府内部产生的恐惧与生存焦虑，加上我方运动及土耳其人民内部推动的民主变革压力，以及跨国资本主义体系外部施加的压力，构成了推动德维特·巴赫切利政府及其知名言论和行动号召的主要动因。因此，我们当前所处的阶段，正是上述政治与军事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悖论是深刻的：一个拥有相当领土和组织力量的运动，恰恰因为这种力量使其容易受到算法灭绝的威胁，而被迫重新定义自己。最终，奥贾兰的提议要求在无人机、大数据和全面监控定义的时代，重新思考革命斗争的根本性质。他挑战库尔德运动去想象一种超越武装对抗的抵抗形式，在沉默中而非枪声中寻找力量。

从游击战到政治转型：张力、希望与前景

2025年2月，库工党宣布将要停止武装行动，这一声明引发了关于长期游击战如何过渡到政治进程的深刻疑问，尤其是在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镇压和意识形态僵局背景下。尽管一些人将此举解读为战略和意识形态重组的信号，但其含义仍高度模糊。土耳其政府将当下的时刻不称作”和平进程”，而是定义为”去恐怖主义清洗进程”（”Terörden arındırma süreci”），这一表述传递出一种惩罚性的立场，与2015年时相对和解的语言截然不同，也使人质疑实现公正与全面解决的可能性。

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是否仅限于象征性举措——如附带条件的释放阿卜杜拉·奥贾兰（并让他在议会中呼吁库尔德人撤离坎迪尔、走上和平政治道路），或有限的文化让步——还是必须包含深远的宪法改革、大规模释放政治犯，以及对库尔德人集体权利的正式承认，包括区域自治与库尔德语教育的权利？恢复被取消的市政职位、让流亡者返回，或实施大赦——这些措施是否足以让库工党相信，一条真正可行的政治道路正在展开？许多人担心，埃尔多安在获得所需政治筹码后可能背弃承诺，重演2015年和平进程被出卖的剧本，而库尔德运动冒着在处于分裂和合法性削弱的局面下重燃冲突的风险。

与其他和平进程——如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或西班牙的埃塔（ETA）不同，土耳其国家拒绝参与真相与和解、宪法改革或真正的政治承认。例如，在哥伦比亚，解除武装伴随着恢复正义的举措，这些举措通常由女性和国家暴力幸存者领导。库尔德妇女运动中也存在类似潜力，然而库尔德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其遭遇了系统性的污名化与彻底否认——不仅被定性为安全问题，更被否定为一个正当的政治议题。同时，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库工党背后拥有一个强大且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间与政治运动支持。斗争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还在民间和政治领域深深扎根。

库工党决定参与解除武装暴露了其内部矛盾。尽管自1999年以来一直被监禁，奥贾兰仍被视为运动无可争议的权威，决策权集中于垂直结构，压制内部的多元主义。他最近的声明——”我可以断言，反对进程的人毫无价值。他们注定失败”——体现了一种模式：克里斯马型权威压倒集体决策，导致合法性危机，战士和活动家被要求服从自上而下的指令，缺乏参与式决策机制。这种中央集权化复制了去政治化的武装基础，扼杀了实现真正转型所需的内部民主化进程。

在不断演变的局势中，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两个可能标志着初步步骤的发展，即走向裁军和向民主秩序过渡。首先，作为象征性举动，一群游击队员（其中一些人曾担任领导职务）在媒体面前公开放下武器，并发表声明称：

我们准备参与民主政治。

其次，土耳其议会预计将设立一个暂定名为”社会和平与民主转型委员会”的机构，负责制定支持解除武装和更广泛民主改革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尽管这些举措最初可能仅在有限且象征性的范围内展开，但其倡导者将其视为双方在和平进程中愿意向前迈进的信号。然而，过去的经验，例如2000年至2007年间三批游击队被遣返回土耳其政府，凸显了此类努力易受镇压性国家政策影响的脆弱性，以及持续存在的结构性的不信任，这些因素仍在阻碍持久解决方案的实现。无论是游击队员还是库工党领导层，似乎都对所面临的风险有着清醒认识。他们正以战略谨慎和政治远见推进进程，刻意保留在必要时重返武装斗争的选项。正如库尔德民主社会运动（KCK）执行委员会联席主席贝塞·霍扎特（Bese Hozat）⁸ 在7月伊拉克库尔德地区30名游击队员象征性缴械后接受采访时所言：

如果我们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提出的每一项要求，将会导致以下结果：其他群体也将被要求做同样的事情——销毁武器、返回土耳其并投降。如果这种做法成为常态，我们和我们的战友所面临的命运将是监禁或死亡。但这样的未来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土耳其国家必须明白这一点。

然而，运动内部仍有部分人将此视为超越其等级制军事化列宁主义遗产的机遇。向更广泛的民间参与和内部更新转变，可能使库工党在更广泛的民主框架内被重新定位。民主与和平党（DEM）作为重要政治力量的崛起，暗示了将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转型为能够团结土耳其更广泛民主力量的多元力量的可能性。然而，被土耳其国家和国际支持者抛弃的风险依然存在，这使得变革的承诺取决于结构性改革，而非空洞的妥协。

转型正义框架至关重要。若不承认过去的暴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及2015至2016年那段残暴时期——任何停火协议都将脆弱不堪。真相、赔偿以及国家叙事的去殖民化是实现有意义和平的先决条件。否则，库尔德集体记忆中未愈合的创伤将持续存在，可能重新点燃冲突。

地区局势使裁军进程充满不确定性。叙利亚局势仍不稳定，库尔德武装与”沙姆解放组织”（HTS）在近期库尔德团结大会后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土耳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据点的持续军事行动，包括2025年5月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工党控制区发动的超过500次空袭，削弱了和平过渡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安卡拉所谓的后门提议——如以承认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权换取库工党解散——仍模糊且不可信。对罗贾瓦发动全面进攻将严重威胁库尔德议程的民事和军事架构。

在这一跨国格局中，库工党并非孤立的游击力量，而是自2002年起通过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KCK）建立的更广泛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包括叙利亚的民族联盟党（PYD，2003年成立）、伊朗的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2004年成立）和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民主方案党（PÇDK，2002年成立）。这些姊妹组织虽名义上自治，但思想上与奥贾兰的民主联邦主义愿景一致，并在各自社会中根深蒂固，尤其通过女性主导的倡议。奥贾兰关于解除武装的呼吁存在模糊性——其目标是仅针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工党，还是延伸至这些盟友实体——使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强。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武装人员可能被重新部署至其他战线，如PJAK或罗贾瓦，而非直接解散，这暗示着战术性而非战略性解体的可能性。此外，坎迪尔山脉游击队的命运仍不明朗，因为安卡拉的信号模糊且矛盾，难以区分谣言与事实。例如，正义与发展党成员沙米尔·泰亚尔（Şamil Tayyar）声称，近300名库尔德工人党高级成员将被转移至南非和挪威等第三国，而约4000名武装人员将逐步在边境地区接受安置。然而，除这些非官方表态外，土耳其政府究竟会采取哪些具体行动——而非停留在口头承诺——仍待观察。

在国内，埃尔多安对共和人民党（CHP）的镇压——该党历史上一直是世俗民族主义政党，长期以来在反库尔德政策中扮演了共谋角色——揭示了土耳其反对派内部的矛盾。对于许多库尔德人而言，共和人民党仍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替代方案，这使得形成一个包容性的民主联盟变得复杂。与此同时，库尔德运动内部的矛盾，加上埃尔多安专制的巩固，持续削弱了政治场域的整体整合能力，使多元政治重组变得不确定。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库尔德运动展现出非凡的韧性和战略适应性。它继续阐述一种政治愿景，反对军事化同时肯定自卫权——与全球去殖民化斗争保持一致。例如，在罗贾瓦，自治管理机构维持着强大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人民保护部队（YPG-YPJ），以及阿萨伊什（Asayish）力量，总人数超过8万。在罗贾拉特（Rojhilat），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继续组织反对伊朗政权的运动。这些组织反映了一个根深蒂固、跨越国界的运动，不能仅仅被视为游击战现象。

这一物质基础设施表明，即使当前进程崩溃，库尔德工人党及其盟友也可能转向一个新的、或许更加分散和持久的抵抗阶段。数十年的不对称战争、意识形态巩固和嵌入社会，使该运动具备了许多革命力量所不具备的生存能力。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军事能力，更源于其培育的政治意识、性别解放和基层自治。

这种希望的核心是一个更深层的伦理问题。当一个民族早已深陷边缘化、压迫、结构性贫困与持续的污名化之中，我们是否会显得极度不公，甚至带有犬儒主义地，将我们关于激进民主、反资本主义、女性主义国际主义与非国家反法西斯斗争的愿景，投射到他们身上？我们能否有资格、出于真正的良知，要求一个地缘政治上脆弱且被围困的人民独自承担我们革命乌托邦的重担？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孤立、缺乏国家或国际支持的边缘革命力量，如何不仅要作为一个组织生存下去，更要作为政治愿景和解放实践的载体而存在？在强大国家与帝国主义势力主导的环境中，它如何在屠杀、种族清洗和系统性暴力中保存其理想？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团结”这一概念本身。面对一个日益被军事化与威权主义支配的全球秩序，我们该如何保持激进的政治立场，而不滑入浪漫化的空洞幻想，或是犬儒式的政治放弃？

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武装集团的命运，而是一个重新定义中东斗争边界的政治项目的可行性。在未兑现的承诺与军事升级的阴影下，库尔德运动继续提出一个普世问题：一个被剥夺了国家地位、面对压倒性镇压的革命力量，如何在不被抹除、不被同化的前提下，坚持其解放实践？

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解散问题

长期以来，库尔德妇女运动一直处于库工党的阴影下，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运动已逐渐崛起为一个强大的思想和组织力量——许多人将其描述为”革命中的革命”。最初，库尔德女性武装分子在军事化、男性主导的结构中遭到边缘化。然而，她们将这种排斥转化为战略机遇，与库工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建立了辩证互惠的联盟。这种关系远非父权制顺从，反而使双方成为彼此的政治资源：奥贾兰利用女性运动来扩大和改革库工党，而女性则借助他的象征权威，将性别解放置于库尔德斗争的核心。

奥贾兰将女性认定为”革命的先锋力量”，这一表态对重新定义长期受男性气概塑造的运动中的领导权与合法性至关重要。他鼓励建立女性的平行机构，并支持”女性学”（jineolojî）——一种被视为其民主联邦主义愿景核心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作为回报，库尔德女性为他的思想领导力提供了合法性。她们尤其重申了奥贾兰在1999年被捕后提出的暂停武装斗争的号召——这一时刻标志着库工党的深刻危机，2002年至2004年间（约1500名战士在意识形态重塑和内部斗争中离开库工党，最终于2004年中期重返武装斗争）。在此期间，女性的持续忠诚是一种战略选择，旨在在分裂和镇压中维护意识形态的连续性。

然而，这种忠诚是有界限的。关于更大自治权的提议——例如成立库尔德妇女工人党——被库工党中央委员会否决，这揭示了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制约。尽管如此，联盟仍得以维系，尤其是在奥贾兰于2005年转向民主联邦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变中，性别平等被置于新政治模式的核心。2012年，奥贾兰拒绝在没有女性运动代表的情况下会见和平代表团，强调了女性的不可或缺性。象征性地，2013年，罗贾瓦的女性在奥贾兰生日当天宣布成立YPJ（女性保护单位），既重申了对他的愿景的信任，也主张了自主武装的权利。

这一悖论——通过男性领袖来构建女性的政治自主性——引发了关键性张力。尽管奥贾兰的言论倡导去中心化和非军事化，但其克里斯马型权威仍居核心地位。该运动的女性主义愿景因此与战略依赖交织在一起。奥贾兰近年来反复呼吁库工党解除武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此举既挑战了革命斗争中长期存在的军事化男性气质，同时也带来了疑问——在一个解除武装的政治进程中，女性还能否继续拥有同样的影响力？

历史上，武装抵抗使库尔德女性获得了可见性、领导力和合法性。战斗打破了性别禁忌，创造了象征性资本，尽管它也冒着复制某些理论家所称的”借用男性气质”的风险——即在革命平等的幌子下复制父权制规范。当前向非军事化转型的趋势，虽为基于社区的非等级制女性主义实践开辟了空间，但也威胁到在国家暴力条件下保护和赋权女性的结构。这种张力是关于运动未来走向的核心议题。

库工党的潜在解散引发了紧迫的问题：库尔德女性运动能否抓住时机主张完全自治？它是否会在此战略转变中发展出独立的女性主义立场？解散会削弱还是增强库尔德斗争中的女性力量？

解除武装可能代表着迈向女性主义和平的一步，也可能成为战略弱点。一些武装分子主张谨慎、有条件的非军事化——这取决于制度巩固、国际承认以及对女性权利的保障，因为非军事化可能削弱男性战争心态，为激进的、社区为基础的、非等级制的女性主义实践开辟空间。库尔德革命性暴力历史上深植于男性主义理想——其中英勇、牺牲和军事荣誉定义了政治合法性——而如今，欧贾兰对非军事化的呼吁正挑战这种以阳刚为本的政治结构，试图将运动引向一个脱离武装阳刚气质的女性主义愿景。但其他人警告称，非军事化可能使女性重新暴露于父权制与国家暴力之下，尤其是在YPJ（自由女性部队）或YJA-Star（自由女性单位，Yekîneyên Jinên Azad ên Star）所取得的成果未得到政治保障的情况下。

除了武装斗争，库尔德和土耳其女性长期在更广泛的民间抵抗和和平承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和平母亲（Dayikên Aşîtîyê）——那些在库工党与土耳其政府冲突中失去子女的库尔德母亲——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成为非暴力抵抗的象征。”不要碰我的朋友”（1990年）和”妇女携手同行”等运动动员了基层网络，共同对抗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战争。⁹ 2009年，女权主义和平倡议组织（BİKG）跨越民族界限，团结女性共同呼吁实现非军事化、社会重建及包容性和平进程。这些运动展现了女性如何将损失与边缘化的经历转化为政治能动性。

在5月30日从伊姆拉利监狱致女性学学院的信中，奥贾兰重申，女性解放是社会主义的真正衡量标准，并称其为自己革命斗争的基础。他将”女性学”（jineolojî）描述为一个持续的变革项目，并指出女性是中东地区和平与民主的潜在领导者。事实上，奥贾兰寄望女性来领导这一转型，因为在库尔德地区过去的和平努力中，女性始终扮演着核心角色。

7月11日，库工党在象征性解除武装仪式中选择贝塞·霍扎特（Bese Hozat）作为核心人物，这一选择凸显了女性领导力在库尔德运动中的持久核心地位。贝塞·霍扎特是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的长期指挥官和联合主席，也是2013年在巴黎遇刺的库工党标志性女权主义领导人萨金·坎斯兹（Sakine Cansız）的亲密战友。即便在过渡时期，这一象征性举动仍重申了该运动对性别解放的意识形态承诺，并致敬了库尔德革命女权主义的遗产。

当前挑战在于化解非军事化的矛盾：平衡女权主义伦理与女性被保护的需求、自治与战略性联盟、建设和平与政治能动性。

任何未来的和平进程都必须以库尔德女性的现实生活和政治愿景为中心。她们的角色并非边缘化，而是基础性的——正是她们的战略决策，而非仅限于奥贾兰的决策，将塑造下一阶段的库尔德人运动。

结论

从库工党支持者的角度来看，该组织可能解散并不应被解读为库尔德斗争的终结，而应视为抵抗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这一阶段目前尚不明朗。这种观点虽体现了战略性乐观主义，但也需要审慎反思。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重新定义抵抗，需要对抵抗的内在局限性、矛盾性和风险性有深刻理解。换言之，尽管这种方法可能为运动开辟新的路径，但不应在缺乏充分分析的情况下盲目接受其为最终解决方案。将库工党成员和活动人士——尤其是女性政治犯的声音作为批判性反馈纳入这一过程的机制，对于确保其合法性至关重要。

库工党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包括军事和技术压力的加剧，以及国内和地区层面的政治制约。这些挑战严重限制了运动维持武装斗争和实现结构性转型的能力。转向以平民为主导的合法组织形式代表着重大的战略赌博。尽管这一转型值得认真考虑和实验，但其成功取决于若干关键条件的满足；若这些条件缺失，仍存在重大的失败或边缘化的风险。此外，国家短期压力与库工党长期愿景（即通过漫长政治进程实现目标）之间的张力，引发了对这一转变可行性和时机问题的质疑。

若政治进程再次被埃尔多安破坏，库工党准备重启武装抵抗，并非出于绝望，而是作为其基于集体尊严与自决权的持久政治逻辑的延续。然而，此类重启武装斗争的做法将极可能伴随重大困难与代价，且这些代价将主要由库尔德人民承担。

库尔德人解放运动绝非单纯的战术载体，而是承载着更广泛政治愿景的运动，其本质上颠覆了该地区关于主权与合法性的既有观念。任何实质性战略调整都需要深刻理解结构性约束、地缘政治风险与不对称权力关系在本地、区域及国际层面的相互作用。最佳情况下，该运动向制度化转型不仅能巩固其政治合法性，还可能为库尔德内部和解开辟新路径，尤其是与长期对手库尔德民主党的和解。这种战略调整可能为建立一个跨国库尔德政治架构奠定基础——一个对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历史上因战略考量而忽视库尔德诉求的西方大国而言，更易理解且外交上可接受的架构。

重新定义库尔德抵抗运动也面临重大的内部挑战，包括派系紧张关系和政治和解的紧迫性，这些必须与区域和全球舞台的行动者的接受进程同步推进。然而，这一过程蕴含着培育更具包容性和合法性的政治结构的潜力。

最后，由阿卜杜拉·奥贾兰和库工党支持者提出的抵抗语言与方式的转型，回应了当代技术监控与战争的现实。这挑战了传统武装抵抗模式，强调适应性、韧性，以及以新型、更隐蔽形式重新界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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